岗位没有消失，但好工作更难找了

岗位没有消失，但好工作更难找了

“宏观稳、微观紧”的背离使就业问题不再只是经济指标问题，而演变为一个高度情绪化、结构性失衡与制度性制约的社会议题。

如果只用一句话概括2025年的就业状态，那就是：岗位并非消失了，但“好找、好干、敢干的工作”的可获得性正在下降。

2025年，“就业”几乎成为全年最具公共情绪张力的议题之一。

一方面，从宏观数据看，就业形势并未出现系统性失控：城镇调查失业率总体维持在合理区间，就业政策密集出台，稳就业始终被置于宏观政策优先位置。

但另一方面，个体层面的就业感受却显著偏冷——“毕业后就业衔接不畅”“考编上岸”“灵活就业不敢久干”“越努力越焦虑”等叙事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

这种“宏观稳、微观紧”的背离，使就业问题不再只是经济指标问题，而演变为一个高度情绪化、结构性失衡与制度性制约的社会议题。

如果只用一句话概括2025年的就业状态，那就是：岗位并非消失了，但“好找、好干、敢干的工作”的可获得性正在下降。

三股力量交织下的长期结构性困境

要理解2025年的就业困境，必须把它放入更大的时代背景中来看。

**，产业结构正在深度转型。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房地产相关产业吸纳就业能力下降。

而人工智能、新能源、数字经济等新产业虽然势头强劲，仍处于资本推动、岗位精选的阶段，其用工更多集中于研发、工程技术、系统运维等少数高技能环节，用工规模受限、岗位筛选标准较高，短期内难以形成大规模、普适性的就业吸纳。

第二，经济运行增速换挡与不确定性增强。企业利润承压，经营环境压力不断加大，导致企业招聘更加谨慎。“能不招就不招”“能外包就外包”，就业需求在节奏与方式上呈现出更为保守和弹性的特征。

第三，消费复苏乏力，服务业传导受限。餐饮、零售、文旅等传统就业“蓄水池”扩张受阻，背后既有居民收入预期偏弱、预防性储蓄上升与房地产财富效应回落的共同影响，也有平台化价格竞争与成本上升（租金、人力、获客成本）对中小服务业利润空间的挤压。

服务业企业更倾向于“少招、缓招、短招”，通过缩短用工周期、增加兼职与小时工比例来对冲经营波动。

在这三股力量叠加作用下，就业问题既是周期性向下波动的结果，也日益呈现出结构性固化倾向，并逐步由阶段性压力向中长期约束转变。

几组关键事实：压力并非只是感觉

我们不妨回到几组最基础、但高度指向性的事实：

首先，供给端压力前所未有。202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1222万人，连续多年刷新历史纪录。按照人口与教育结构测算，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将于2035年达到峰值，1200万以上的规模增长还将保持10年时间。

第二，青年失业率长期高位运行。16—24岁青年（不含在校生）失业率全年在16%—18%区间波动，显著高于整体5%左右的失业率水平。

第三，避险型选择显著增加。2026年国考报名人数371.8万人，在最近十多年里首次超过了考研报名人数。同时，“返乡就业”“慢就业”“考研再拖两年”成为普遍选择。

这三组数据共同指向一个事实：就业压力并非个别群体的主观焦虑，而是系统性挤压的结果。

在统计意义上，如果失业率保持相对稳定，但个体感受持续偏冷，一方面意味着一部分劳动力正在退出劳动力市场（如长期考研、全职照护、被动返乡），形成“隐性失业”。需要说明的是，城镇调查失业率采用国际通行的抽样调查方法，主要反映劳动力市场中“积极求职但尚未就业”的人口状况，对于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群并不直接计入失业统计，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宏观失业率保持稳定而个体就业感受偏冷之间的差异。

与疫情前（以2019年为例）对比，2023—2025年劳动参与率整体下降约1.9—2.3个百分点。按照当前中国15岁及以上人口规模测算，劳动参与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意味着约700万—800万人退出或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由此推算，近几年劳动参与率的回落，对应的潜在劳动力规模收缩在1500万—1800万人左右。这部分人群并非全部失业，而是以延迟就业、继续求学、全职照护、被动返乡等形式，阶段性地脱离了劳动力市场。

微观感受与宏观数据的温差，另一方面来源于劳动报酬。尽管中国全社会劳动报酬占GDP比重逐步上升，近五年从2020年的约52.5%逐步上升至2024年的54.04%，但劳动者对收入改善的体感较弱。从数据看，近年来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上升较快，区域收入差距、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收窄，这是劳动报酬占比上升的重要因素，但同期的行业和岗位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同时，房地产价格下降导致居民财富效应下降，更是直接挤压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和对未来收入与财富安全的主观预期。

总体来看，就业市场承压不仅通过提高失业与不稳定就业风险，直接影响劳动者的参与决策，也通过拉大不同行业、岗位之间的报酬差距，削弱了劳动投入的相对吸引力。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岗位数量的简单收缩，而是反映出劳动者与岗位之间的匹配关系正在发生系统性变化。

就业问题是“错配”，而非“消失”

当前的就业问题，本质是“错配”而非“消失”。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即将发布的《从聚合到智能：数智平台AI促就业白皮书》发现，80.4%劳动者在支付宝就业平台获得岗位推荐情况下，从看到岗位到敢于投递岗位，投递岗位的劳动者比例下降近78%。这意味着就业市场上不是“没有工作”，而是“工作与人之间越来越对不上”。

岗位仍然存在，但在以下方面出现了明显错配：

一是技能错配。通用型、规则型白领技能供给相对充裕，而企业对复合型、情境化和技术融合型能力的需求快速上升，导致大量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者难以在既有岗位结构中实现有效匹配。中等教育和低技能劳动者同样面临突出的技能鸿沟问题：一方面，传统以体力或单一操作技能为核心的岗位持续收缩；另一方面，新岗位对基础数字素养、设备协同、平台规则理解与服务沟通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但相关培训供给不足、转岗通道不清晰，使部分中低端劳动者被“卡”在旧技能结构中，难以顺利完成向新岗位的迁移。

二是预期错配。青年对岗位稳定性、保障和回报的预期显著提高，而市场能够提供的大量岗位难以满足这一组合预期；与此同时，一些具有发展潜力的领域，如新职业、出海、乡村振兴等相关岗位在成长性、回报空间和职业积累方面具备潜在优势，但其风险、信息和路径尚未被充分理解和接受。

三是就业过程错配。在蓝领与灵活就业领域，就业矛盾表现为岗位存在与就业过程“高度不确定”之间的错配。在求职撮合、试岗履约、计价结算、报酬支付以及纠纷处置等关键环节中，劳动者持续暴露于信息不对称和制度保障不足的风险之下，就业风险由传统意义的失业风险，转向“能否顺利完成劳动并获得相应报酬”的在岗风险。这一风险结构的转变会影响劳动者就业意愿与就业稳定性。

四是国内就业与出海就业的错配。2025年是中国企业“出海”爆发年，由此带动的“一带一路”国家高技能人才需求是重要的结构性增量。在东南亚、中东、拉美、非洲等地区，随着中国企业的快速扩张，对熟悉中国技术、管理和商业模式的人才需求正在爆发式增长。国内市场的“卷”与出海岗位的“缺”也形成了一种错配。未来，劳动力市场格局有望从传统的城市与农村二元结构，转变为包含海外劳动力市场的三元结构。出海将成为中国青年就业的新市场。

青年就业困境：避险理性与公共福利损失

大学生的“就业难”与“考编热”是2025年就业市场最受关注的话题。青年就业的核心困境，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学历在上升，机会却在收缩。

大量青年拥有本科甚至研究生学历，却发现传统白领岗位需求减少、新兴产业岗位门槛极高、基础岗位薪资低、强度大、发展不清晰。在这种结构下，“考编热”并非价值观转向，而是基于稳定就业价值观下高度理性的避险选择。稳定现金流、长期社会保障、几乎不会断档的就业、可预期的职业路径，成为不确定时代大学生争抢的资源。

但问题在于，当所有人都避险，系统风险反而上升。人才过度挤入体制与少数赛道，加剧竞争；市场化部门“招不到人”，创新活力受限；大量青年延迟进入劳动市场，形成“就业堰塞湖”。也就是说，个体理性选择叠加后，可能带来系统性效率损失。而系统性效率损失，会给未来带来更大的压力，从而进入下降螺旋。

尽管在个体层面，“考编热”是理性的避险选择，但其对社会总福利产生长远损害。当前中国每百人中有近五人为财政供养人员。当大量受教育程度较高、具备创新潜力的人力资源持续从生产性部门（如研发、制造和市场化服务业）流向分配性部门（如行政与事业单位），这种“人才错配”会形成“低水平均衡陷阱”。从这一意义上看，用考编来避险并非仅是个体层面的心理选择，更是市场要素配置效率恶化的表现。

AI重塑就业结构，岗位极化而非简单抢工作

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冲击是2025年就业讨论的关键主题。笔者的判断是，AI技术快速落地对就业岗位的替代无论如何重视都不过分，对于某些劳动密集型行业，比如网约车、外卖等，要通过渐进替代为劳动者留出“生存空间”。

需要强调的是，AI对就业的影响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岗位替代”，而是通过改变不同任务的相对生产率，系统性地重塑岗位结构和技能回报结构。结构性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高端岗位扩张。算法研发、数据分析、系统架构与复杂决策等与“非标准化任务”高度相关的岗位需求持续上升，技能溢价进一步集中；其二，中间岗位被系统性压缩。大量以流程管理、信息处理、规则执行为核心的白领岗位，其任务内容被AI快速吸收或显著弱化，导致中等技能岗位的相对回报和就业稳定性同步下降；其三，低端服务岗位短期内保持韧性甚至扩张，即时配送、照护与生活服务等高度依赖面对面交互和情境判断的岗位，尚难被技术完全替代。

由此形成“岗位极化”：高端技能的回报被进一步放大，而原本支撑大量中等收入群体的通用型白领技能，其市场价值出现断崖式下滑。这使得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在微观层面遭遇类似“中等收入陷阱”的就业表现——学历水平持续提升，但边际收入回报和职业上升空间却明显受限。

人工智能也对就业市场带来了新机遇。一是AI技术的研发、部署与应用直接催生了一批技术密集型新职业，如算法训练、数据标注、智能系统运维等岗位；另一方面，AI作为通用技术嵌入传统行业，也推动了大量技术融合型新职业的出现。多地人社部门发布的紧缺职业目录显示，与人工智能、数字服务、智能制造、数字内容相关的新职业，长期处于需求大于供给的状态。二是伴随着AI技术赋能，个体劳动者的生产率会大幅提高。一些自由职业者和善于使用人工智能的专业人士，凭借自身专业技能并借助AI工具，在市场上迅速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以较低成本便可开启创业之旅。苏州、上海、北京等地区已经开始推动OPC（One Person Company，一人公司）的生态搭建，就是AI赋能个体的体现。

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在2025年持续扩张。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已成为我国劳动者就业增收的重要渠道。《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列入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体现出国家在高质量充分就业框架下，对就业形态转型和创新更为积极的布局。灵活就业不再被视为传统就业的补充，而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民工返乡潮提前：需求收缩与风险外溢。传统上，农民工返乡高峰在春节前一周左右，但2025年许多人从12月甚至11月就开始返乡。有媒体称返乡潮提前了三个月。农民工提前返乡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中，建筑和制造业需求疲软是首要原因。房地产和基建项目开工节奏放缓，用工周期缩短。许多工地因资金链断裂而停工，工资拖欠普遍。制造业订单波动加大，临时用工比例上升，部分工厂的假期甚至从10月份一直持续到次年春节后；服务行业（如餐饮、物流）也因消费疲软而裁员。此外，城市生活成本高企，而工资增长停滞，农民工觉得“挣不到钱还不如回家”。

“躺平”和“内卷”并存，当前就业结构下的两种理性选择。反内卷同样是2025年大众讨论的热词。“内卷”的本质是过度竞争。当前，高质量、可预期的岗位增长速度，明显慢于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一方面，“好岗位”成为稀缺资源；另一方面，社会的容错机制越来越收窄，失败成本被显著放大。一次失业，就可能意味着半年甚至一年的空窗；一次降薪，就意味着家庭、住房、婚育压力倍增。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不得不卷。

概括2025年的就业图景，可以这样理解：在经济与技术转型冲击下，原有就业均衡被打破；技术进步加剧岗位重组，制度反应相对滞后；劳动者以避险方式自我调整，而集体避险又反过来放大结构矛盾。所有热点，都是这一动态失衡过程的不同侧面。

展望2026及未来，就业市场的矛盾性、复杂性空前加剧。但这同样意味着一种难得的历史窗口期。对政策制定者而言，这是重塑就业治理框架、推动制度从“应对冲击”走向“塑造预期”的关键时刻。

（作者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